为什么最近几个赛季的欧冠决赛经常以1比0的方式结束？The Athletic作者Liam Tharme就撰文讨论了这一话题。

最近五次欧冠决赛，出现了6粒进球，且有四场比赛都是以1比0的方式结束。说起来，能杀入欧冠决赛的球队都算得上是欧洲实力最为强劲的球队，但如此赛果，确实让人们觉得有些奇怪。

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，上一次欧冠决赛（包括改制前的欧洲冠军杯）连续出现1比0的情况，还是1978年至1983年。此外，2012年至2019年期间进行的8场欧冠决赛中，对阵双方均有取得进球，其中3次以3比1的方式结束（2011年、2015年和2018年），2次以4比1的方式结束（2014年和2017年）。

诚然在很多人看来，欧冠决赛是一场“求稳”的比赛，没有球队希望在这样一场比赛中犯错。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欧冠决赛已然是一个赛季最后一场比赛，所以球员和教练（甚至是工作人员）无论是身体，还是精神上都已经非常疲惫，更愿意用一种保守的方式来进行比赛——如果是在欧洲大陆温暖的初夏夜晚进行，就更是如此了。

然而，根据202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，跑动表现（无论是跑动距离，还是比赛强度）其实对欧冠决赛取胜的影响“微不足道”，毕竟一个赛季的“折磨”以及大赛的刺激，也容易让球队“上头”，在比赛中表现得更加开放，亦或者更容易因为失误而导致失球。

那么，为什么现在欧冠决赛的进球数如此之低呢？

总的来说，或许由于这么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，可以解释最近几个赛季欧冠决赛进球数少。当然，这样的论断还是有以偏概全的可能，仅供参考。

• 球员自身表现的问题：进攻球员错失得分机会/门将的表现相当出色；

• 主帅在手握一球领先优势的情况下进行战术调整——那些保守的，厌恶风险的主帅更容易做出这样的决定；

• 数据分析日趋完善，顶级球队越来越愿意针对对手优势，量身定制“克制”计划；

• 英超球队出战欧冠决赛的比例过高。

接下来，我们就展开来说说这些原因。

通常来说，球队在对方禁区内的表现决定了最终的胜利。

此前五场欧冠决赛的6粒进球，来自于双方116次射门——尽管根据测算，这五场比赛的预期进球数达到了12.5球，差不多是实际进球数的两倍。

在这五场决赛中双方一共创造了19次绝佳得分机会，但只有4次机会转化成为了进球——这样的转化率，也与出战欧冠决赛球队在此前比赛中的“无情”表现相去甚远。

双方错失大量机会，是一个重要原因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欧冠决赛进球数下滑，也要归功于门将出色的表现，以及主帅更喜欢（或许不是那么客观）使用伪九号、边锋作为火力输出点。

利物浦击败热刺的2019年欧冠决赛中，阿利森做出了8次扑救，是当时OPTA数据统计中欧冠决赛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（03/04赛季开始收集这方面数据）。三年后皇马对阵利物浦的欧冠决赛中，库尔图瓦完成了9次扑救，并最终帮助皇马拿下大耳朵奖杯。

最近欧冠决赛，就如同欧洲足坛的一个战术缩影。

2019年至2022年的四次欧冠决赛中，至少一场决赛中有球队将边锋或者伪九号安排在前锋位置上。2021年欧冠决赛中的曼城（13次传中成功1次）和2020年的巴黎圣日耳曼（12次传中成功1次），也足以说明在没有正印中锋的情况下，如何提升传中成功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同时，最近这五场欧冠决赛的全场最佳球员分别为一名门将（库尔图瓦，2022年），一名中后卫（范迪克，2019年），两名防守型中场（2021年的坎特，2023年的罗德里）和一名攻击手（科曼，2020年）。

瓜迪奥拉和克洛普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教条主义主帅，他们致力于以身份取胜，但即便是他们也承认，在欧冠决赛这样关键的比赛中，任何“花里胡哨”的战术技巧都是多余的。

2023年欧冠决赛之前，瓜迪奥拉说：“你必须在欧冠决赛中保持稳定，做好防守、进攻和控球。你必须有耐心。最重要的是想着现在是0比0，我们不会输球。”

2019年利物浦击败热刺之后，克洛普则表示：“我率队参加的决赛比拿下决赛的次数要多，而且此前球队的表现都比这场更好……决赛最重要的还是结果。我不想解释为什么我们赢得了胜利，我只想享受它。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”

在一个B计划通常是把A计划做得更好的时代，即便对于瓜迪奥拉和克洛普而言，欧冠决赛也是最具份量的比赛，所以他们有这种想法其实人之常情。

2019年，利物浦对阵热刺的比赛中，克洛普的球队在两分钟内就取得了领先，这是他们高位压迫战术的巅峰时期。同时他们在这场比赛中的被动防守表现（每次防守动作被允许的传球数量）是自18/19赛季以来最好的一次。

2019年欧冠决赛的相关数据统计

在瓜迪奥拉的带领下，曼城已经成了一个传球机器。但他们在2023年欧冠决赛中的成功，也证明了瓜迪奥拉在面对关键战役之时的“求稳”心态。

埃德森在这场比赛中有55%的传球是长传球（距离超过35码的传球），这也是他自18/19赛季以来的59场欧冠比赛中，长传球次数最多的一次。

埃德森在上赛季欧冠决赛的传球分布图

曼城在比赛中采用的是3-2-2-3阵型，并将斯通斯推到了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（基本上是对位国际米兰后腰的位置）。埃德森在几乎没有压力的情况下，身前三名后卫和两名防守型中场，给了他五种相对靠近的传球选择，并可以用长传球直接找哈兰德和斯通斯。

在此前五场欧冠决赛中，进入进攻三区的反击次数和直接进攻次数一样多（33次）。OPTA将直接进攻定义为反击的“反义词”，即从球队半场开始，至少有50%的向前移动，并在对方禁区内以射门/触球结束动作。

最近几个赛季的英超联赛中，进入进攻三区的反击次数几乎是直接进攻次数的两倍，大多数球队在控球之外，都会考虑积极进行高位压迫。但在欧冠决赛中，主帅们显然更看重反击的安全性，因为这能为球队提供更多的防守保护。

拜仁击败巴黎圣日耳曼的2020年欧冠决赛中，科曼说：“我们试图让对手处于压力之下，他们主要是进行反击……我们没有丢球，这很重要。”

而巴黎圣日耳曼主帅图赫尔说他“确信如果我们攻入第一球，那么我们将会以1比0的方式赢得比赛”。

2018年欧冠决赛中梅开二度的贝尔，是最近唯一一位能在欧冠决赛中攻入两球的球员。这就是现代足球，以数据分析为基础，各大球队制定了复杂的计划来削弱对手的力量，并尽量限制对手顶级球员的发挥。

在上赛季欧冠决赛之前，针对如何防守哈兰德，国际米兰主帅西蒙尼-因扎吉说：“吕迪格曾在半决赛中成功限制过哈兰德的发挥，我们将努力学习这样的经验。”

吕迪格在皇马对阵曼城的比赛中，就用一对一盯人的方式很好地限制住了哈兰德发挥。国际米兰在上赛季欧冠决赛中采用了自己标志性的5-3-2-阵型，弗朗西斯科-阿切尔比和亚历山德罗-巴斯托尼搭档在一起，如果有一名中后卫失位，他们就会进行掩护。

90分钟的比赛中，哈兰德仅在国际米兰禁区内完成了1次射门和2次触球——在曼城的其他19场欧冠比赛中，他只有一场比赛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比这场欧冠决赛更少。哈兰德唯一的射门，还是在摆脱亚历山德罗-巴斯托尼之后，直接射向了奥纳纳。

很显然，国际米兰的策略奏效了。

上赛季欧冠决赛中，哈兰德全场触球位置分布图

同样，瓜迪奥拉在2021年欧冠决赛之时，也因为切尔西的策略而咆哮了40秒。他对切尔西的5-2-3阵型紧凑防守能力感到惊讶和沮丧。切尔西在中场不断施压，并在边路配置了足够的人手，以应对曼城在边路的突袭。

主帅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了解对手的战术，已经成为一种标准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为决赛制定精确的计划。

图赫尔说；“我有点儿惊讶，我原本一位费尔南迪尼奥会首发，但瓜迪奥拉选择了一套非常具有进攻性的阵容。”对于图赫尔而言，他无法预测的只是曼城到底会让谁首发，而不是他们如何进行比赛。

图赫尔的防守是出了名的，而且这也是让曼城10号球员在比赛中如同噩梦般的阵型（他们在比赛中并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9号球员）。瓜迪奥拉的球队直到比赛结束都没有得到任何机会，只有7次射门，这是自18/19赛季以来他们在欧洲赛场上表现最糟糕的一次。

2021赛季欧冠决赛中，切尔西与曼城的相关数据统计

足球发展日渐全球化，以及球员的频繁流动意味着各国球队的身份从未像现在这样模糊，但英格兰球队往往在欧冠决赛中进球数要偏低一些。

回想一下，23/24赛季之前的10次欧冠决赛中，出现了6支英格兰球队。2019年和2021年的欧冠决赛更是英伦内战（分别是利物浦对阵热刺，切尔西对阵曼城），2020年欧冠决赛（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拜仁）则是唯一没有英格兰球队参加的一次。

回顾历史，以1比0结束的欧冠决赛中，英格兰球队赢得了五场胜利：利物浦两次，诺丁汉森林两次，维拉一次。

这是一种相关性，而不是因果关系，根植于英格兰在重大赛事淘汰赛中糟糕的历史，以及对这些比赛的谨慎规避风险的态度。毕竟上一次率队杀入欧冠决赛的英格兰教头还是1984年利物浦主帅费根。同时，在此前5次欧冠决赛的110名手段球员中，只有17名英格兰球员。

当然，随着皇马与多特蒙德会师温布利大球场，英格兰球队连续六个赛季杀入欧冠决赛的纪录被打破，也意味着欧冠决赛中1比0频出的局面，也可能在这个赛季被打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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